第五次“杜甫读书会”综述

大会合影

2018年4月7日，第五次“杜甫读书会”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河南省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的二十位学者与会。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教授致开幕词，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促进“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更宏通的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作《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开幕报告，指出：“唐代三百年，也就是公元七、八、九三个世纪，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八世纪中叶，又是黄金时代最为耀眼的篇章，以李白、杜甫为杰出代表的许多第一流诗人相继登上诗坛，笼括宇宙，笔削山岳，盛极一时。李白功在承先，将六朝遗风暂告一段落；杜甫功在启后，影响遍及中晚唐，遥导宋诗先河。”

读书会采用青年学者提交论文、评议专家点评的形式，共分八场。读书会收到青年学者提交论文8篇，内容包括杜甫行实、杜集版本、杜诗艺术等方面。

第一，胡永杰《杜甫所访华盖君或为司马承祯等事发微》认为：杜甫赴王屋山寻访的华盖君可能就是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时间则在他参加进士考试而司马承祯去世的开元二十三年。从当时孙逖知贡举，大力选拔奖掖文士，其父孙嘉之师事司马承祯学道的情形看，杜甫此时寻访司马承祯可能含有获知于孙逖，便于及第的求仕目的。杜甫由于具有强烈的“致君尧舜”和“奉儒守官”思想心态，和当时洛阳文士中鄙薄到长安汲汲求进的风气有异，所以他“取笑同学翁”，洛阳文士对他执着于到长安谋求之举有所微词，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曾祥波《杜集宋本源流考论——兼探<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成书渊源及意义》认为：王洙本的最重要源头是大致按时间顺序编纂的唐代“旧蜀本”二十卷。此后杜集编纂一方面以王洙本为祖本，另一方面又顺应杜诗“诗史”性质，将分体本重新编纂为编年形态，这就形成了“唐集以时为序——宋人分体本——宋人编年本”的否定之否定。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妥协调和，即以分体本为框架之下对每首诗加以系年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体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实际上正是以《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为底本，既保留了每诗系年，又进一步以“体下分体”方式编纂而成，成为分体、编年调和的最典型表现。文章强调，研究唐人别集，相对于宏观的“卷帙分合”与微观的“异文校勘”两个层次，“篇目编次”这一中观层次的研究具有合法性、目的性与操作性的优势。

第三，彭燕《有关<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四个方面：题跋，著录，校勘，目录。由题记和各家书目著录的不一致，以及此本与二王本和九家本的异同，可以判断：《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出现的时间应该在二王本之后，这是一个早期杜集全本，是为当时人们学习诗歌创作而编撰的本子。

第四，曾绍皇《商盘手批<杜工部集>考辨》考察了湖北省图书馆藏商盘手批《杜工部集》的内容，认为实多系选录清初学者黄生《杜诗说》一书。商盘在选录过程中刻意做了相关“技术性”处理：或删内容以泯其痕迹，或添枝叶以增其繁杂，或拆批语以乱其整体，或移位置以混其视线，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头换面，颇具迷惑性。商盘手批杜诗对黄生《杜诗说》的选择性抄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研究风尚，也反映出清代杜诗手批文献辨伪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五，杨理论《日本大典禅师<杜律发挥>考述》从文献角度对此书版本源流展开详细地考述。文章特别指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杜律发挥》卷末有贺昌群跋，多种杜诗目录著录此本，认为即是日本流行的文化元年（1804）刊行本。但草堂藏本乃是日本文化元年刊行的一个摹写过录抄本，此抄本将扉页书坊信息和书末刊刻年代、书商信息等全部抄录，但却不注明抄写者信息，致使杜诗目录著录误以为是日本刊本，以讹传讹。

第六，张家壮《宋代特殊情境下的杜诗书写与杜诗接受》在“诗可以怨”的传统理论框架内，通过对宋代某些书杜者书杜样态的分析，探询杜诗接受史中的一个特殊支脉是如何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展开、他们的托“杜”以怨具有怎样的历史特征，进而把握其中易为人忽略然而同样耐人寻味的那一部分文化蕴涵。

第七，赵化《论以杜甫为中心的唐代诗歌中的“鸥鸟”意象》认为，鸥鸟意象起于魏晋，发展于初盛唐，繁荣于中晚唐。初盛唐时期鸥鸟形象经历了明显的意象化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写意特征。杜甫是第一个集中运用鸥鸟意象的诗人，他通过鸥鸟意象抒写了不同时刻独特的生命体验，体现了诗史创作风格，确立了鸥鸟意象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第八，韩宁《论杜甫七律的经典化过程》认为任何经典都有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杜甫七律的经典化过程自唐五代一直持续到明代。在唐五代，杜甫七律经历了诗文结集、入选唐诗选本，但杜甫诗文集未能流传，唐诗选本也未以“七律”诗体收录。宋元时期，出现大量杜集整理本，但七律并未凸显，反而是在唐诗选本和诗论中，人们开始注意到了七律的艺术价值，并且作为一种诗体受到关注。杜甫七律经典地位的确立是在明代，表现为文人的喜爱、价值的凝练和学习的典范。

与会专家对每篇论文进行了一对一的评议。邓小军教授指出，从唐代科举放榜时间与司马承祯去世时间来看，杜甫寻访华盖君或仅为访道，此次拜访与科举的关系不必过分强调。谢思炜教授指出，唐集编次的研究很有意义，但要注意区分唐人大致以时间顺序自编集与后人以年谱方式严格按照时序的编年本之间的差异，另外在以《补注杜诗》为底本的情况下，要注意其他参校本的情况。刘宁教授建议要将对杜集孤本的考察置于整个宋代杜集体系中进行，并要注意此本与宋人别集如《叠山文集》等体类上的相似关系。孙微教授指出抄录不一定具备校勘价值，而是具备“主观改动”的意义，另外在考察手批本时应注意其在清代杜诗史中的定位。杜晓勤教授指出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的《杜律发挥》原刊本很可能已不存在，现存本是抄录自原刊本的钞本，另外要着重分析此种域外杜集的文学意义。诸葛忆兵教授指出，杜诗书写的宋代特殊情境研究，限于资料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难度较大，目前呈现的分析与结论，都有进一步深化与扩展的空间。刘跃进教授指出，意象的研究要在前人基础上推进很不容易，目前论文的写法还可以再落到实处，尽量不作一般性的阐述。葛晓音教授指出，应充分认识到唐人实际创作时的文艺思想与“唐人选唐诗”选本体现的文艺思想之间的不对等，元代关于的杜甫的诗格著述应该纳入视野进行阐释，在行文结构上可以考虑纵向（以某一标准分类）、横向（时代划分）两种处理方式。随后，刘跃进教授主持自由讨论，学者们就论文进行了交叉讨论与回应。

最后，葛晓音教授作了会议总结，充分肯定了会议的学术含量，期待新一代学者能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加强学理性，在杜甫研究及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

葛晓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

刘跃进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谢思炜  清华大学中文系

邓小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马自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文系

刘宁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孙微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韩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胡永杰  河南社科院文学所

杨理论  西南大学文学院

曾祥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曾绍皇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家壮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赵化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彭燕 《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